世界未解之谜是人们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，或者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以及推理方式很难解释的自然、天文、历史等现象或事件。世界未解之谜按其类型主要分为神秘宝藏之谜、人类未解之谜、考古未解之谜、历史文化之谜、外星来客之谜、宇宙未解之谜、动物未解之谜、自然未解之谜等。
北京城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5代封建王朝辽的陪都及金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（北洋政府）的都城，曾参照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“九经九纬”、“前朝后市”、“左祖右社”的记载，规模宏伟，规划严整，设施完善。其设计规划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最高成就，被称为“地球表面上，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。”
其实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北京城中，也有很多未解之谜。
有学者曾对景山一带的遥感照片进行研究，他们发现，这一地区古建筑群的整体形状，神似一组拟人化的建筑。为此，遥感中心的专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，他们比对了利用遥感技术拍摄的照片，同时，参考了大量的史书典籍。
经过相互印证，他们发现，北京城的建筑设计呈现出了双龙布局的形状，一条水龙与一条陆龙环山绕水，极为壮观。
在北京城的“双龙”布局中，南海是水龙的龙头部分，湖心岛是龙眼，北海和中南海则组成龙身，什刹海是摆向西北方的龙尾。陆龙俯卧于中轴线上，金水桥是龙的颔虬，天安门是龙吻，东、西长安街则是龙的两条胡须，天安门至午门地段是龙骨的鼻部，故宫是龙骨龙身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座角楼，则是龙的四爪，分别伸向八个方向，钟鼓楼、地安门大街及景山则组成龙尾。
通过鸟瞰中轴线的建筑群落可以发现，正阳门恰似一颗宝珠，使整个建筑呈现出了“巨龙锁珠”之势，可谓是颇富匠心。一些观点认为，北京实乃兴龙之地，帝王更是天降的龙种。明代北京的这种“双龙”建筑格局，其实，也在一定程度上，反映了古代华夏民族君权神授的思想。
不过，这种壮观的双龙布局究竟是无意的巧合，还是古人的设计造诣，至今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。
在年，召开的北京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上，有人曝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：利用遥感航拍的景山公园，居然神似盘腿坐卧的人像，被业界称之为“景山坐像”。
那么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景山位于神武门对面，其在元代只是一座土丘，称为“青山”。之后，明廷在年修建宫殿的时候，便将拆除元朝旧城的泥土都堆积在那里，称其为“万岁山”，目的是镇压元代所谓的王气，所以，也被称作“镇山”。后来，因为皇宫的煤炭都堆积在这里，便又被改为“煤山”。
清代顺治十二年的时候，煤山又被改为了景山。
夔中羽学者在冲洗航拍图片时发现，俯瞰景山公园的建筑群落，神似闭目打坐的人像。这个人像的头部是寿皇殿建筑群，其余的宫门和大殿则构成眼睛、鼻子和嘴巴，两旁的树木组成眉毛，树林则形成胡须。这个人像的边框是景山公园的内外围墙，近似完美的黄金分割比例。
人像的面积是0.23平方公里，若其真为古人所设计，那么，它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由人工建筑构成的人像。
那么，这个坐像究竟是什么人呢？
夔中羽发现，坐落在故宫中轴线最北边的钦安殿，似乎与其有一些联系。这座宫殿建于明代永乐年间，里面供奉着被称作水神的玄武帝造像，常年处于封锁状态。玄武二字中，“玄”是指黑色，“武”则被解释为乌龟壳。玄武在“五方”中指代北方，在“五行”中指水。
打开钦安殿沉重的木门后发现，端坐的玄武帝造像和殿内的陈设依旧是明代的样子，莫非这个坐像真的和他有关？
夔中羽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观点，曾写信求教溥杰及其亲属，希望能够获得景山建筑群与人像之间的联系。但后来得到的答复是：虽然他们久居清宫，但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。这可以从侧面说明，清朝是不清楚人像的。那是不是曾经造像的匠人故意将图纸隐藏了呢？
可惜的是，后来也并没有找到这样的证据。
“景山坐像”引起了考古界与科技界的浓厚兴趣，这副人像图为什么会出现在景山公园呢？景山公园作为皇家园林，其于辽代堆山后形成，金代建立园林，逐渐成为北京城中轴线的中心点。至于这座人像究竟是古人有意为之还是巧合？
近年来，很多的专家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研究，但收获均微，所以，其依旧是一个未解之谜。
颐和园的建筑设计十分精妙，从卫星航拍图来看，昆明湖成为了一颗“寿桃”，万寿山展翅则变成了一只蝙蝠，甚至，十七孔桥都神似长长的龟颈。这座北京人再熟悉不过的皇家园林，鸟瞰竟是一幅“福山寿海”图，这些设计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？
根据祖上七代皆为清代皇室建筑设计总管的煌煌望族“样式雷”的揭露，当年，修建颐和园主要是为了给慈禧祝寿，所以，皇帝下令，必须在园林设计中体现“福、禄、寿”三个元素。雷氏第七代雷廷昌巧用心思，顺利完成了这个任务。当时，他设计了一个“寿桃”状的人工湖。
但是，这个形状从平地上完全看不出来，只有从万寿山上鸟瞰，才能发现这颗“寿桃”。湖中的小岛与连着的十七孔桥则组成一个“乌龟”，寓意长寿。至于剩下的“福”字，雷廷昌则选择与“福”同音的“蝠”，他将佛香阁两旁的建筑设计为蝙蝠的两翼，寓意多福。
为了更好地研究颐和园的建筑成像，夔中羽拿出自己收藏的彩色颐和园遥感相片作为研究材料。通过充分对照，他发现昆明湖确实像“寿桃”，寿桃的梗蒂是颐和园西宫门外的河道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贯穿湖面的西堤居然神似寿桃的沟痕，昆明湖北岸的轮廓线条，则仿若一只振翅欲飞的蝙蝠。
北岸轮廓线中伸入湖面的一段，构成了蝙蝠的头部，凸出的排云门游船码头则是蝙蝠的嘴巴，左右分布的长廊，构成蝙蝠的双翼，对鸥舫和渔藻轩组成蝙蝠的两只爪，万寿山及后湖共同组成蝙蝠的躯体。
并且，还有专家研究发现：曾被认为是正南正北贯穿北京的中轴线，居然没法与子午线重合，好像有点“歪”。
中轴线作为皇权至上的标识，需要时刻凸显“正”和“中”的思想，所以，这条线也是各级建筑对称的依据。奇怪的是，这条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轴线并非正南正北，而是向逆时针方向倾斜。更难以理解的是，中轴线居然直指远在二百多公里以外的元上都。
经过精确测量之后，专家发现，以永定门为端点的中轴线，在逆时针方向与子午线形成了两度的夹角。虽然只有两个度，但是，在离永定门只有六公里的地安门，却已经出现了米的偏差。可能因为偏差的角度过于微小，所以，普通人根本感受不到。
北京如今的中轴线沿用的是元大都时期的中轴线，其最南端是丽正门。明代则将城池南移，其城内的东西城墙均是在元大都的土城基础上包砌砖块建成，但中轴线却从未改动。
清朝沿用了明城，所以，中轴线也没变动。
仔细翻阅北京城市交通图，便会发现一条环形线路横亘在北京的中心。这条线路将北京城分割为城内和城外，其便是二环路，曾经的古城墙遗址。
古城墙历史悠久，其始建于元代，最后，被沿用至清代和民国，可谓是历经七个世纪的洗礼。据说，这些古老的城墙呈现“凸”字型，周长有60公里，墙高8米，均为板筑的夯土墙。但如今，这些城墙却早已失去了踪影，只有二环路盘踞在老地方。
但是，若是仔细观察便会知道，古城墙并无西北角，即如今的二环路也没有西北角。根据文献记载，北京的古城墙在元代还是方正的，但到了明朝，内城、外城及皇城，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角现象，而这种状况也打破了北京城的对称性。
那么，为何古城墙会缺了西北角呢？
经过历史学家翻阅史书文献后发现，虽然缺角的事理各不相同，但用意却异曲同工。
侯仁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这样解释的：最初，城墙是按照矩形来设计的，当时的工程师们费尽心思想要将矩形的对角线交在金銮殿上，以凸显皇帝九五至尊的中心位置。但因为自然因素，对角线还是没有交到金銮殿。后来，为了逃避杀身之祸，这些工匠只好去掉城墙的一角，这便是西北角。
还有一个版本是，明代修建北边的城墙时，本来将西北角修为了直角。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西北角的城墙总是发生坍塌，出于无奈，便将其修建成了斜角。
但是，社会学家却对此另有一番解释，古代曾有这样的说法，即西北方是个缺口，这一点刘安在《地形训》中有所提及。文中认为，大地上有八座山支撑着天，其中西北方向的山为不周山。《天文训》讲到，西北方吹来的风被称为不周风，东汉班固将“不周”解释为不交。
若是按照这种思路，那么，西和北两个方向便不该连接，应出现缺口。
摄影师马达罗曾在其摄影展上，展出一张年拍摄的东华门照片。图像中，东华门门钉清楚可见——横七竖九。后来，细心人发现，如今东华门门钉却是横八竖九。《帝京旧影》曾收录一张拍摄于二十世纪末的东华门照片，其与马达罗的拍摄角度相同，但奇怪的是，门钉数竟然变成了“横八竖九”。
那么，东华门门钉究竟为“横七”还是“横八”呢？是从何时开始，“横七”变为了“横八”？
古人认为：单为阳，双为阴。“九”为阳数之极，所以，九列也是最高规格的门钉排放方式。紫禁城的南门、北门及西三门都采用了横九竖九的门钉排列方式，但唯有东华门门钉是横八竖九，为何此处只用阴数而不用阳数呢？
在大门上安门钉，原本是出于加固门板的需要，至于门上使用的门钉数量，明代之前并没有明文规定。直到清代以后，门钉数量才与等级制度有了联系。《大清会典》提到，只有皇宫、坛庙及皇室成员的府邸，才可以使用门钉。
其中，皇宫和坛庙的大门门钉为横九竖九，亲王为横七竖九，郡王、贝勒、镇国公、辅国公则为横五竖九。那么，东华门门钉数量发生变动是否有历史背景？是曾经修缮时弄错还是有其它原因。
如今这些，仍旧是一个未解之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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