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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Uhjnbcbe - 2020/8/9 12:03:00

传统有机农业更胜国学一筹


蒋立冬 绘薛涌在去年12月27日的《东方早报》撰文《淘粪也是“国学”》认为,淘粪这门学问可上升至国学的高度。初看似有夸大或吸引眼球之嫌,不登大雅之堂的淘粪活计怎能与高高在上的国学相提并论?但细细想来,作者确实说出了一个平凡但深刻的道理。种田需要施肥,肥料就是人畜的粪尿。正是凭借这一传统,在历史上,中国的耕地养活了众多的人口,而国学的基础恰恰离不开这众多的人口。不过有一个问题令人困惑,西方人又是怎么种田的呢?要知道,化肥可是20世纪的产物。这就得说到中世纪,当时的西方农业大多有休种的传统,一块土地种上一年或两年,至少就会歇上一年,以便让土壤自然恢复生机。当然,是农民都知道粪尿的用途,西方农民也不例外。问题出在工业革命以后,由于城市人口高度集中,城里人的粪尿不再回归土地,而是被排入河流之中,正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所说,“在伦敦,450万人的粪便,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,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”。这一情况在如今更有愈演愈烈之势,由于畜牧业的工业化,大量动物粪便成为新的污染源。与此同时,农业却高度依赖人工化肥,结果就是土壤肥力的急剧下降。事实上,化肥在20世纪的大规模使用,起初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燃眉之急:随着城市人口不断脱离土地、同时伴随着农业生产的集约化,土壤的肥料来源顿时告急。19世纪,英国骨粉的进口量大增;南美地区的海鸟粪便成为抢手货;欧洲农场主甚至到拿破仑时期的战场(滑铁卢、奥斯特利茨)等地寻找骨头撒到田间。有对肥料的需要,就催生出有关研究或发明。德国化学家李比希首次弄清了土壤养分如氮、磷、钾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作用,但其中的首要制约因素始终是氮肥。空气的主要成分就是氮,问题在于氮气是一种惰性气体,难以直接利用。于是,直到哈伯发明人工合成氨方法,才有20世纪以来化肥的大规模生产。从此,农业快速步入工业化生产模式。与此对照,中国的农业直至改革开放之前,仍以有机肥料为主。好处在于:土壤的肥力始终不会衰竭;人畜粪便有了合理用途,不至成为污染源。于是,中国在人均可耕地面积极低的情况下,却因得益于这种精耕细作的传统,而养活了众多的人口。然而,有机农业的优势在强大的无机农业攻势之下,却不得不全面失守。原因在于,从短期来看,无机农业更具效率,产出更高,市场经济讲究成本核算,有机农业自然不再具有优势。但从长期来看,无机农业却有着致命的缺陷:化肥生产耗费大量不可再生的能源;化肥的可溶性极易造成水系污染;人畜粪尿成为严重污染源;化肥的大量使用令土壤品质严重退化,使植物更易受病虫害侵袭,致杀虫剂滥用。以上海为例,经过持续50多年过量施用化肥,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又从建国初期的50%降低至现在的1%都不到,土壤开始板结。于是,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:究竟应该如何核算农业生产成本?显然,市场只能走低成本道路,但细究起来,这只是账面上的有形算计,忽略了若干项重要的隐性成本:土壤的可持续利用及环境的承受力。换句话说,严重透支了未来。眼下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机,已让我们见识了透支未来所造成的恶果。可以想象,农业生产上的透支所造成的恶果一旦爆发,恐怕就不是单纯节衣缩食所能轻易度过。这就说到我国的耕地问题。从天则研究所的一项报告可以看出,至少有些经济学家对我国的粮食生产持有过度的乐观态度,以致断言18亿亩耕地的底线可以突破。其结论建立在诸如“我国每年的贮备粮过于充足”、“农民进城打工令不少耕地抛荒”这样的事实上。仅就有形的账面数据来看,那样的结论或许符合逻辑。但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:土壤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。尤其是经过精耕细作后的土壤,用中国人的话来说,那叫熟地或良田,要形成这样的良田,非经数百年时间不可。就此而言,哪怕让它抛荒,它总还是处于休闲状态下的耕地;但若转为工业用途,就几乎是一种不可逆的改变。怎能为了短期的GDP数字而透支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?认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耕地都绰绰有余,这一结论乃建立在无机农业的短期优势基础之上。之所以说短期,是因为未来正在被透支。未来若要适当恢复有机农业,耕地显然是一笔宝贵的、不可多得的财富。这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智慧,它对人类的价值,不仅堪与我们的国学相提并论,甚至更要胜出国学一筹。(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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